随着《长安的荔枝》的热播，中国古代的驿站制度走进大众视野。近日，大象出版社推出费正清和邓嗣禹合作的《政通四海：清代公文、驿递和朝贡体系》。
《政通四海：清代公文、驿递和朝贡体系》是1939年至1941年间费正清和邓嗣禹合作发表在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》上三篇文章集结而成的一本关于清代行政方面的著作，是费正清目前为数不多尚未有中译本的英文著作之一。这本书聚焦于三个主题，分别是清代公文的传递、清代公文的种类与用途和清代的朝贡体系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认为,书中讨论的公文、驿递和朝贡体系是清史研究中的关键和重点。
《政通四海》的中文译者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教授王学深，王学深介绍，“书中系统地研究了清代行政体制内的各项制度，存留档案的类别与用途，以及清代公文通过驿站传递和清末邮传系统的演变。三者的一个共性是，在清代的辽阔疆域内，政令、公文、外交使团的流动。”
在书中，费正清以驿递系统作为研究切入，探究了公文传递的主要传递路线，驿站所发挥的功用，包括：“驿”“站”“塘”“台”“所”“铺”等。作者通过研究认为，飞递发送的速度日常为300里，这是常规速度，还特别是利用《筹办夷务始末》研究了在1842-1860年间的危急时刻，清代公文从地方直省到中央的运行的平均时间，既具有开创性，又纠正了人们脑海中的某些误区，比如“六百里加急”并不是被时常使用。可以说，驿站体系将清王朝联系了起来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信息传递网络，是维护清王朝“大一统”格局的重要一环。
其次，费正清和邓嗣禹研究了清代公文的种类，主要讨论了内阁、军机处对于题本、奏折两类主要公文的处理流程与步骤，以及处理一份公文的耗时，强调了政令通畅对于清王朝国家治理的重要性。在书中的第65—95页系统列举了清代公文的具体名称。“费正清希望通过该书，在当时建立起西方学界对清代公文名称的统一英译标准，而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，如军机处，现在通行英译为Grand Council，而这一点也突出反映在全书第三部分，他从全书第190页起列举六个版本《会典》中的朝贡名单，也是建立中英此后对应标准的努力。”王学深谈道。
在历史材料的使用中，费正清以《大明会典》《大清会典》讨论明清时代的朝贡体系，并将明清两朝进行对比。在《政通四海》中，他特别研究了清代的朝贡体系，真正将中国19世纪的外交政策放置于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框架之中，如“朝贡体系中的欧洲国家”一节，讨论了朝贡体系本身所蕴含的中华文化思想。王学深认为，不理解这一段历史，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清王朝统治者以“天朝上国”自居以及清朝帝王坚持海外使臣三跪九叩的历史逻辑。“这也正是费正清研究的精彩之处，不是就事论事，而是研究事情的历史脉络，既知其然，又知其所以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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